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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乡书傅菲盆地的深度

盆地的深度□傅菲白昼开始了，而我匿名地存在着。可发生了的事情比这还要多得多。——费尔南多·佩索阿这个世界，以前发生了什么，现在发生了什么，我们知道得十分有限；以后会发生什么，我们更无从知道。我们知道的，仅仅是遗忘的一部分。如南风吹过草木灰，扬起来，落在了我们的头上。春分时节，南风从灵山牵着纸鸢飞来。夕阳将沉山梁，如一只火烈鸟。郑坊盆地来了第一批白鹭。白鹭从峡谷中，沿着河畔的洋槐林飞来，河面闪动着鱼群的墨影。啪啪啪，白鹭拍打着响亮的翅膀，飞过低矮的山冈，落在田畴。秧田漾着水光，白白地晃。夕光一撮撮落下来，在秧田匀细撒开，垂丝海棠花一样红扑扑。撒不了夕光的地方，是锥形山影，一秒一秒地被拉长，向田畴覆盖，如大地之梦。白鹭在秧苗田，一边觅食一边扬起长颈，嘎嘎嘎。先是一只白鹭叫，叫了三两声。山梁浮出最后一缕霞光，整个盆地响彻白鹭声声。白鹭即刻归巢，大地陷入巨大的宁静。南风撩开了郑坊盆地虚掩的门帘，帘铃桑啷桑啷响。桑啷桑啷作响的，还有提灯师傅手上的摇铃。铜铃串在一根铜圆棒槌上，棒槌头镂空雕着四条青蛇。提灯师傅穿一件斜襟蓝灰色棉袍，脚上的草鞋黄白色，他边走边唱：宛宛神州地，巍巍众妙坛。鹤袍来羽客，凫舄下仙官。玉斝斟元醴，琅函启大丹。至诚何以祝，四海永澄澜。……他沙哑的吟唱有着重金属的音质，琅琅之声特别爽脆。他张开的喉咙似乎有河水喷射，哗哗哗。他棉袍的下摆，沾着早露，始终未干，以至于，我们以为他来自泽国之地，或者来自高耸的灵山之巅。他穿过了薄雾稀稀的草洲，或者下山时穿过了潮湿的树林；他的摇铃声，时远时近，如白鹭时而盘旋时而远去。他没有停下自己轻快却略显疲乏的脚步，他脸宽阔险峻，印着无人读懂的碑文：肉瘤葡萄一般大，挂满了悬崖（脸的一个比喻）。黑色的纱巾遮住了脸廓，只有一双眼睛露出来，显得既阴沉又慈爱。他的前襟织着两条鲤鱼，鲤鱼一半蓝色一半灰色。鲤鱼在前胸（前胸如一口清澈的池塘）摆着鳍尾，游得多么畅快，像两个在田野上奔跑的儿童。他的袍袖宽大，藏着春风，袖口包着深褐色的布边，密密的白麻线针脚有致，如婆婆纳花沿着田埂盛开。在盆地中央的一座孤坟前，他继续吟唱：云雾浮空瑞无交腾于百和，感天动地祥烟普遍于十万。万年之心地之生成，七宝灵仙根之就重。……看起来，他刚刚从天边归来，带着归来者深重的念想与大地千里的开阔。他带来了马群奔腾的群山，带来了充沛的雨水和越来越长的白昼。他的眼睛溢满向晚的露水。他鸽子一样的眼睛，蒸腾着水汽。他素白的眉毛微微下垂，孵化两朵积雨云。他跺着脚，挥着袍袖，摇铃声啉啉啷啷，响得越来越急切，他头上圆尖的斗笠一抖一抖地旋转。他旋转，盆地也旋转，天空也旋转。他的草鞋落在地面上，溅起干燥的灰尘。鸟呼噜噜，飞回了山冈的树林。他从背袋里抽出一把桃木剑，竖起来，朝东挥舞，朝南挥舞，朝西挥舞，朝北挥舞。桃木剑三尺长三寸宽，双面剑锋，剑脊刻着一串圆环；剑柄六寸六长，阳面雕着一条青龙，背面雕着一只白虎。他的背袋也是蓝灰色，河水退去了岸边丛林倒影的颜色。他挥舞的剑，发出刚硬的风声，风车泻出来的那种声音，咕咕咕，咕咕咕。他不再吟唱了，他的嗓子干涸了——他的嗓子有着被火干烤的焦躁。也或许他的吟唱之声，成了无焰的火苗——黄昏来临时的最后一道太阳之光。光照亮了他，他照亮了光。光和光抱在了一起。光在光中彼此熄灭，又彼此助燃。光溶解了光，光凝固了光。他的蓝灰色棉袍成了大地的灰烬。乌鸦作最后一次巡游，再也没了踪影。他婆娑的舞影如一件飞旋的斗篷，在盆地的上空，如一双巨大的翅膀在盘旋。他挪移着轻快的舞步，半弓着腰身，翘着干瘪的臀部，双手夸张地半抱张开，脖子上的青筋暴突，如檵木的根须。他羊毛一样的胡须在飘动，风鼓起袍服。他木然的表情，干裂。可他突然停了下来。他屈膝而坐，闭目歇息。他的额头储满了黄昏将暗之色。他的斗笠变得沉重如山峰下坠。野草吞没了他。野草青青，旷野浮荡。他听到了灶膛发出木柴噼啪爆裂的燃烧声。锅里沸腾的热水，唤醒了他。他又吟唱：心存方寸地，诚达九重天。切以道以齐为先，修缮乃还山建灯之时。……孤坟里埋着他曾经的妻子茹贞。茹贞死的时候，已不是她妻子，也不是别人的妻子。她死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人住在一个叫麦冬岭的山上。他下山，茹贞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上麦冬岭之前，他还不叫提灯师傅，叫杨绍醒。是杨家自然村的一个泥灶和泥墓（“泥”作动词，意为“垒”）的泥瓦师。他泥的柴火灶，是盆地方圆十里最好烧的灶：灶膛斜躺下去，抽风上来很快，火苗聚集在锅底，贴着锅，滚球一样裹着热铁，烟囱把白烟拉出来，呼呼呼。一大锅水要不了几分钟，突突突，翻出大颗大颗的水泡。水先从锅底冒细细水珠，白白，透明，密密麻麻；接着，整个锅圈冒出水珠，如夏日之夜的晴空，繁星缀点；再加一把柴火，水珠变大，变得更圆，咕噜噜，咕噜噜，从锅圈升上来，像一朵朵蓝雪花，瞬间盛开了——花快速凋谢又快速继续盛开，千万朵花同时凋谢，又同时盛开。水沸腾了，整个灶台热得暖烘烘，扑腾的热气萦绕。柴火在灶膛里，快乐地呼叫。木柴被火苗舔出白圈。木柴在死去，火在复活。火催开了水的花朵。水完全盛开的时候，正是黎明到来之时——能够以火迎接早晨的人，是即将与山川万物重逢的人。泥一个柴火灶需要三天。他泥好了灶，洗了泥刀，净了手，抱来柴火，他要烧第一锅水。灶膛红红。他坐在灶前，唱：灶神降人间，饭香升九天。柴火旺人丁，厚德耀宗门。……他还是一个泥墓的好手。墓穴深入地下，泥三边墙，上顶泥一个拱顶，棺材推进去，封一个墓门。他一天泥一个墓，他泥的墓不下塌。他泥的墓，比他泥的灶台还多。他说，墓是阴间的屋舍，要干燥要透气，和灶的原理差不多。泥完了墓，他圈坟，沿着墓，走七圈。他边走边唱：超度三界难，地府鱼无乐。悉归太上尊，寻言嵇首礼。酆都开玉湖，幽冥巃对分。三度诛恶罪，吾今招亡魂。悉往诸灵府，逆于生天堂。恭惟闯閤开黄道，金炉生紫烟。人无神不立，烧香乃达圣之门。这两支泥灶泥墓的歌，是他师傅教给他唱的。他师傅说，灶是一个家最大的脏器，和谷仓一样重要。人一辈子都离不开灶和谷仓。墓是最后的庙宇，属于一个人的庙宇，要庄严要宁静，要向阳要拙朴。他提着斗灯，在盆地四处唱。无人知道他唱什么。他口腔里发出来的嗡嗡嗡之声，让人觉得他的声带是铜质发声器。他很少会想起这个叫茹贞的女人，也不会想起其他女人——除了他一辈子寡居的老娘。当他走在官葬山（官葬山为自然村地名）丘陵的时候，他会想起白狐狸。是哪一年呢？他可没忘记。他看见了白狐狸。白狐狸把他带到了茹贞的家里。他还是一个健壮的后生。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泥瓦匠。这年三月，杨绍醒到夏家墓（夏家墓为自然村地名）为一个老人泥灶。吃了晚饭，他沿田畈回枫林。田野开满了紫鸢尾，如一群群蝴蝶贴在草叶一般。白额雁在长满苇草的湖塘，嘎嘎嘎地叫。傍晚的盆地，萦绕着白白的雾气。他似乎迷路了，交错的阡陌，一下子让他难以辨明方向。这个村子离枫林四里地，他常走。也可能是天太灰暗，又没完全黑下来，罾鱼的人还穿着蓑衣收鱼笼子，把鱼罾倒入鱼篓里。饶北河边村镇，没有他不熟悉的。他沿山冈边田塍道，往东走。绕了山冈两圈，月亮晃着出来了，白雾稀稀，他才看清，他到了官葬山。这一天很奇怪。在官葬山岔路口，杨绍醒看见一只白狐狸站在溪边，看着他。白狐狸沿着山边往湖塘走，走走停停，半眯着圆眼睛，还不时亲昵叫，呜呜呜。黧青青的山峦耸立。过了湖塘，入一条山垄，下一个斜坡，往右拐，是一条进入石煤洞的山道。山道中间，是一座盖瓦木柱砌墙的四角飞檐凉亭。杨绍醒停下了脚步，白狐狸在凉亭，也停了下来，朝他呜——呜——呜，叫得他揪心。杨绍醒抓一把石子扔它，它也不走。他便跟着狐狸一直往山道走，快到石煤洞了，白狐狸不走了。杨绍醒听到了男人轻微呻吟声，哎呦，哎呦。在一丛茅草里，杨绍醒找到了呻吟的男人。男人四十出头，坐在地上，衣服单薄，一双手抱着右腿膝盖。男人是砍柴时，从山崖滚下来的，右腿摔断了。他背着男人，去山下的方家村。杨绍醒又去了郑坊，请来接骨郎中米八先生。方家男人见杨绍醒肥头大耳，手粗脚宽，眉宇开阔，说，你不背我下山，我会被豺狗吃了，真是大恩。你是哪家的后生，怎么会去煤石山呢？“我是个泥灶头的，在官葬山路口，看见了一条白狐狸。白狐狸带我去的。不是我救大叔，是白狐狸救大叔。”米八先生和方家人，听了连连称奇。米八先生说，白狐狸通人性，懂天道，真是莫大的福报。方家男人说，若后生不嫌弃我残漏之家，想拜托米八先生一件事。说着，他把女儿唤到厅堂面前，对后生说：方家小女茹贞，十七岁，愁一个好后生，拜托先生，说个媒，把小女许配后生，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茹贞扎两根长麻花辫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脚上的圆头布鞋，暗自睨了睨身边的泥瓦匠，见他身板如牛，憨笑如佛，她露出浅浅羞赧的笑容，转身进了自己的厢房。杨绍醒见茹贞晶莹玲珑，娇俏可人，说，我是个泥瓦匠，我虽穷，但我有一身力气，我不会让你女儿吃苦的。米八先生合手笑，说，白狐狸是仙狐，牵红线的仙狐。杨绍醒说：我以后把你当作自己的亚供着。方家男人摸摸杨绍醒的头，笑了，说，你是杨家人。杨绍醒点了点头。方家男人说，四乡八村，只有杨家人不喊爸，喊亚，也不知亚有什么来历。杨绍醒说，清初南丰发生饥荒，杨氏先祖携妻儿老小，一路讨饭，来到郑坊。先祖在郑坊死于饥寒，妻小被枫林叶氏人家收留。叶氏人家待杨氏妻小如亲人。先太祖母告诫儿子：凡自你及后人，称父为亚，以示对叶家养育之感恩和尊重。“在杨氏先祖的话语里，亚，是对土地恩谢的意思，以父之名，以赤子之心，对待厚养我们的土地。”杨绍醒说。“你是个泥瓦匠，你还读了不少书呢。”方家男人说。杨绍醒说，我爸叫世喜先生，做夏布生意，穿长衫戴眼镜，留山羊胡子，长得风流，年轻时在上海读过教会学校，年，卖了家产，在上饶参加过抗日活动，后被抓捕，临刑前半个月，他的两个眼球被狱警用红铁烫坏了，眼睛留下两个洞。当时我娘怀我八个月，生活艰难，我十三岁便去学了泥瓦匠。我识字读书，都是我娘教的。“你不嫌弃茹贞，你回了枫林，请你娘托米八先生来，定个亲，明年正月过门。”方家男人说。茹贞就这样来到了枫林。杨绍醒也没钱请一顶花轿接她。她穿大红棉袄，头上扎了两丝红绸，脚上的布鞋绣了两朵芍药花，她跟着接亲的人，自己走路来。茹贞娇小玲珑，性情活泼。杨绍醒在家等不及，跑到官葬山土岭上，见了她过了溪，他跑过去，一把抱起她，一直抱进家门。“我不能让你受苦。我得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除了一双草鞋一把泥刀，什么都没有，你爸把你许配给我，我得好好守着你。”他对茹贞说。他没日没夜地干活。开荒种地，筑塘养鱼，泥灶泥墓，种豆栽瓜。他像一头牛，犁田拉货。他是一个不知道疲倦的人。过了十几年，他儿子杨其白八岁了，他的脸上渐渐没了什么感觉。冷风吹脸，不冷；砂砾吹脸，不痛；炭火靠近脸，也没有灼热感。郎中看了几次，说，面部肌肉运动正常，不是面瘫，缓两个月再看看。他也没在意，说，可能是被寒风吹麻木了。过了三个月，已是农历七月了，正抢收一季稻（一季稻也叫早稻，二季稻也叫晚稻）。郑坊盆地黄蔼蔼一片，烘暖的大地烤出醺醺的谷香。稻浪起伏，已收割的稻田灌了水，等待翻耕。男人们赤裸上身干活，浑身爆汗，油滋滋，赤铜色的皮肤，晒出釉色。雨打在皮肤上，像落在荷叶上，轻溜溜滑走。太阳越晒，釉色越深，如酒瓮的深褐色。杨绍醒的上身，也是深褐色，但散出很多黄斑，不规则，也没有明显的边沿，也没有鳞屑。他的脸上也有。和他一起做工的人取笑他，说：茹贞对你太好了，天天给你摸痒睡觉，也摸得太深了。这样的斑，谁也没见过。有人私下传言，说杨绍醒的肉身注了很多毒，毒发出来了，变成了满身的皮癣。身上的毒，是积毒，积毒就是人毒。人毒会害人。传言像墨在水里一样扩散。再也没人和杨绍醒一起做工了。生产队也不给他派工。他孤零零地站在田畈，不知所措。他好几次问队长。队长避着他，说，谁愿意和你搭工，我就派工。他找了自己的堂兄弟，找了房上的小叔，找他们搭工，他们都避着他，侧脸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茹贞去问了房上的人，杨绍醒才知道，他们防着自己身上的斑。巷子里的人，看见他，便关上门，嘭隆一声，门框震动，门甩得格外响，还狠狠地瞪他一眼，用脚踢自家的狗，唾口水骂：臭狗滚得越远越好。狗汪汪汪狂叫，乱闯，一溜烟跑出巷子。有一天早上，他挑担水桶，去桥头的水埠挑水。开门时，他发现门上贴了一张大白纸，大白纸上写着：你身上有死鱼臭，你不要出门了，全村人厌恶你。挑了水回家，他坐在灶膛前，哗哗哗地哭了。茹贞问他，有什么事啊，让你这样伤心。杨绍醒也不说。茹贞也不说话了，和他一起哭。他望着她哭，她望着他哭。哭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，我这个人，是不是个恶人，有没有作恶。茹贞说，你是恶人，我爸也不会一眼看中你了。他再问：我是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，拖累了别人糊口。茹贞说，你白手起家，我们自己建了大瓦房，比你勤快的人，村里找不出三个。他又问：我是不是一个不愿援手的人，对乡亲麻木不仁呢？茹贞哭得更凶了。再也没人请他泥灶了。也没人请他泥墓。村里的三片拔秧苗死在田里，还是个短命鬼，四十七岁。他拔了一把秧苗，弓着身子在水里荡泥浆，荡着荡着，一头扑下去，死了。杨绍醒拿着泥刀，赶到三片家里，说，泥墓，我在行，双抢了，大家忙，我来泥墓，也不收工钱。三片的老婆把他拦在门外，说：你有力气，把自己的墓泥好了，免得以后没人给你泥墓，你泥了三片的墓，三片的棺材也没人来抬，你说，你不是害我吗。杨绍醒用泥刀拍打自己胸脯，说：我下作，我作践，我剁手。杨绍醒再也不去找人搭话了。走在路上，遇上人，他远远地避开身子，靠路的边沿站一会儿，等人过去了，他再走路。有一次避让人，他站在溪边，可能心里烦，也可能想别的什么事了，他一走神，摔下溪，全身湿透，膝盖碰出淤青。他狠狠地掌自己耳光。杨绍醒挑来黄泥，在自己身上搓，搓得全身都是泥。大马蜂蛰了人，肿出鸡蛋大的肿块，痛得人打滚，用童子尿和泥浆，涂在肿块上，半天消肿。这是土方子——黄泥解毒。他天天用黄泥搓身子，搓了七天，黄斑还是黄斑，还转深色了。他皮肉都搓肿了，肿得像下水焯了一样。他又去掏苦草，泡热水洗。一天泡一次。一天泡三次。他用艾叶泡，用茶叶泡，用何首乌叶泡，用三百草泡，用扛板归泡。泪水流在脸上，他也感觉不到热度。他用指甲抠脸，出血了也不痛。他去抓毒蛇吃，去抓蜈蚣吃，去抓蝎子吃，去抓蚂蚁吃。他把马蜂窝磨成粉末，泡水喝。斑越来越多，盖了他的脸。一日，源坞（源坞为自然村地名，与枫林相隔一座高山。枫林在山南，源坞在山北）来了一个卖核桃的中年人，挑着箩筐，走巷串户，摇着叮叮当当的响铃，叫着：想生活过好，就多吃核桃，吃了核桃，挑担腿脚好。杨绍醒听了叫卖声，拿出小畚斗，想买两斤给孩子吃。卖核桃的人，看见杨绍醒，挑着箩筐撒腿就跑，边跑边叫：麻风，麻风，那个人得了麻风。跑到了祠堂庙，他缓了气，停了下来。晒谷子的三个妇人，围着他，问：谁得了麻风病？“就是柿子树下那户人家，有人得了麻风病。”“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他是身上长斑。”妇人说。“他麻风刚出麻，出了麻很麻烦，很会传染。”卖核桃的人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二十几年前，我外公得了麻风病，被活活烧死。”三个妇人吓呆了。她们扔下谷筢，沿着村街叫：绍醒得了麻风病，绍醒得了麻风病。傍晚，杨绍醒家大门，被人抬了三根木料，把门堵死了，不让他们一家人出来。两个把门的人，是他杨家房上的堂兄弟。一个人手里拿着三眼铳，一个人手里拿着剁骨刀。杨绍醒拱手作揖，对堂兄杨绍鲜说：我们同一个太爷下来，你今天是不是下了要和我打夜命（饶北河一带方言，打夜命意思是闹人命的事，闹通宵，不决断不罢休）的心？能不能放我一家人一马，我做弟弟的，从来没得罪你一家呵。“这一条巷子里的男丁，都姓杨，绍字辈都是兄弟。不是我要和你打夜命，是你放我们一马。你死一家人，巷子里的人还在，杨姓人不断丁。你不放过我们，杨姓灭了，几百年的人丁毁在你麻风病里，你说你对得起先祖吗？”杨绍鲜说。他把炭硝一孔一孔地灌进三眼铳，铳栓拉得噼啪响。“要杀人，你先杀我。我也是活够了。”杨绍醒的娘，拦在儿子前面，说，“你有什么权利，杀我全家。我和谁家有不世之仇呵？你们说来听听。”“谁和谁，什么仇也没有。我们是怕惹麻风病。麻风病比仇还更让人痛恨、恐惧。我们只有断了麻风病的根，巷子里的人，才可以保平安。绍醒，你说，巷子里的人要不要保？灭你全家，不是谁一个人的主意，是十八岁以上男丁，在族里开会定的，大家都通过了。今天，谁求情，也都没用。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没用。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你离开这里，管你去哪里生活。限你三天考虑，因为是族人，才宽限你三天。外姓人的话，一个时辰也不留。”杨绍鲜说。其白躲在娘身后，拉着茹贞的衣摆，吓得嚎啕大哭。茹贞双手护着儿子的头，僵尸一样站在杨绍醒身后，脸色煞白，眼泪直流。院子里，亮起了火把，围满了人。杨绍醒看着一张一张脸，老脸是叔伯，稚脸是侄孙。叔伯都抱过他，他都抱过侄孙。他们都是平时异常亲热的人，递烟，喝酒，蹲在墙根下，谈论年收，谈论村里的女人。特别那些堂兄弟，上山一起砍柴，一起垦荒。为了多垦一块山地，他们搭茅棚，在山里住了半个月。他看看他小叔，他小叔也举着火把，站在杨绍鲜身后。小叔是他最亲的人，是一个曾祖父延下来的血脉。杨绍醒在八岁的时候，过年的米都没着落，是小叔送来米，送来肉。小叔说，绍醒呵，我们一支人丁不盛，有我小叔粥喝，你就有米汤喝。杨绍醒一直记得这句话。他看着小叔，小叔低下了头。他泪水，哗哗哗，直流了下来。他跪了下去，对院子里的人说，你们散了吧，留两个人守我大门就可以了，天要灭我杨绍醒，我没什么求了。第二天早晨，镇卫生院来了人。是李干部陪医生来的。医生三十来岁，检查了杨绍醒的身体，说，病人患了麻风病，不能住在村里，他家人没有感染，和正常人一样，可以继续在村里生活。杨绍醒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那个卖核桃的人，说的话，是真的。村里无人得过麻风病，谁也没见过麻风病。谁会想到他得麻风呢？医生详细地问了杨绍醒情况，什么时间脸麻木了，什么时间出斑了，之前有没有接触过麻风病人。杨绍醒说，一个泥瓦匠，一年到头都是在本地做事，没出过十五里之外。医生说，你再想想，三年之内，你见过鼻塌裂嘴，或者满脸挂瘤，或者手指脚趾断损，或者截肢的人吗？杨绍醒想了好久，也没想出一个这样的人。医生临走的时候，杨绍醒说，两年前，去五羊坞，泥灶，回来的时候，过蛤蟆岭，遇见过一个吊死的人，头上套着麻袋，我把死人从树上放了下来，抱到路边，通知岭下的人埋人。我也没脱开麻袋看他。通知了岭下的人，我就回家了。医生说，十有八九，那个人是得了麻风病，上吊死了。我明天去一下蛤蟆岭，实查一下，就知道。隔了一天，医生又来杨绍醒家，说，那个蛤蟆岭吊死的人，是得了麻风病，被村人逼着上吊的。茹贞拜跪下去，婆娑泪眼，哀求医生，说：“救救我家绍醒，救救他。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都愿意。”“麻风病可以治，但我们这里没有药，药得从上海调过来。调这个药，很难。治麻风，治疗效果好，需要三年痊愈，慢的话，需要五六年。病没好，不能接触人，得一个人住一个地方。”医生说。麦冬岭是一个高山的山顶，有一大块平坦的草甸，如牛背。山便称为牛背山。上麦冬岭，须走三华里的山道。山坞有一条终年不息的溪涧，在山腰积水潭，有一座木板桥，连接山上山下。杨绍醒住在麦冬岭，三餐到木板桥取饭。茹贞或者杨绍醒的娘把饭放在桥上，第二餐送饭时，把上一餐的碗筷带下去，人不得接触。这是族里人开会规定好了的：杨绍醒下桥，巷子里的人可以把他打死；茹贞或家人，过了桥上山，全家必须离开村子，另谋生活。桥上有一个吊篮，送上去或带下来的物品，都在吊篮里。谁也没见过杨绍醒，谁也不愿见到杨绍醒。村里人说起他，就说：哦，那个瘟神，一个雷劈下去，烧出木炭是最好的。茹贞和杨绍醒的娘，还是常常见到他的。他娘很想看儿子，便去送饭。杨绍醒在桥那头吃，娘在桥这头看。他坐在桥板上吃，胡须遮住了颈部，长长的头发盖住了棉袄的衣领。他明显瘦弱了。他的脸黑不溜秋，长起了豌豆一般大的肉瘤。他吃着饭，低着头，一会儿就吃完了。在山上才住了一个月，杨绍醒便糟蹋了自己。不知道是因为冷，还是别的什么，他双手箍在胸前，裹紧棉袄。“绍醒呵，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。”娘忍不住哭了，泪如雨泻，说：“绍醒呵，要体面地活着，胡子自己剪剪，头发自己剪剪。你亚在天之灵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会作何想。人吃五谷，谁不生病？有的人病生得早，有的人病生得晚，有的人一辈子生病。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别作践自己，别糟蹋自己。人来世上走一遭，谁容易过呢？你亚，死了，尸骨都没人收，骨灰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我生下你，图个啥？你亚死，图个啥？我就图你活得堂堂正正。”娘的话，让他深深自责。他自责自己成了娘和妻子担惊受怕的人，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人，成了没有魂魄的人。一座五米来长的松木板桥，隔在他和娘之间，像一条咫尺银河。桥两边的人，说了很长时间的话。一边哭，一边说。哭哭说说，说说哭哭。杨绍醒对他娘说，家家粮食短缺，我就在山上种包谷种番薯种大豆种马铃薯吧，我也养两只羊。过了半年，镇医院才送来了药。一个偏远山村，从上海调药来太难了。在巷子里，再也无人和茹贞一家来往。也无人和她们拉家常话。茹贞做了豆腐，端一碗送给对门的邻居，还没踏进门槛，被邻居拦在门外，说：豆腐是好吃，可万一把麻风带到了豆腐里，等于给我们一家下毒了呵，茹贞，你说是不是呵。其白已经上小学了，班上没一个同学会和他坐在一起，也没人和他说话。老师安排他坐在最后一排，一个人一排，抵墙坐。放了学，有同学在背后骂他：你爸爸得了麻风病，你不要来上课了。有一次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五个女同学一直在他背后哈哈笑。他回头看她们，她们还是哈哈笑，笑得很喷。他也不知道她们笑什么。他用手往后拉衣服，拍了拍，也没什么东西落下来。回了家，他脱下衣服，看了看衣背，他气得两眼发直。衣背上，被绿粉笔画了一只乌龟，乌龟壳上写了“麻风病”。他知道是谁画的，他端起白菜刀往屋外走，被他奶奶拉住了。他奶奶一把抱住他，说，刀是杀器，杀人是犯法的，你要报羞辱之仇，就是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了，比他们有本事，比他们有见识，比他们过得更好。你爸是得了麻风病，这只是一种病，而不是一种罪。我们没有罪，他们加给我们的罪，是他们自己的罪。我们低头做人，不是担罪，而是不张扬他们加的罪。药是断断续续吃的。上海来的药，并不及时，药吃完了，有时隔一个多月，才能续上药。他的鼻梁慢慢塌下去，他的指关节变得更脆。他的脸，像油锅里翻炸的油饼。一日，茹贞的爸爸提了一个菜篮上山，看望杨绍醒。老丈人带了谷烧来。两斤的酒罐灌得满满当当。菜是鳝片烧蒜芯。正是四月，蒜芯抽芽，入口真是香呵。老丈人站在桥头，和他说着话。他说，茹贞不容易，吃食都很难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帮着，孩子会一天天长大，孩子好着呢。他说，巷子的人都是癞蛤蟆，呱呱叫，癞蛤蟆咬不死人，吵死人，茹贞真是过得好苦呵，我就这一个女儿，当年是我看中你心地好，把茹贞许配给你，你心地好，又怎么样呢？她活着，和守寡有什么区别呵。老丈人说着说着，哽咽了起来。“亚，我守着这个山，我就是要活着下去，我要养大儿子，要好好养茹贞，养我老娘。我没出生，我亚便死在监狱里。我娘孤苦呵，我茹贞孤苦呵。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可我有力使不上，这是我活着的罪呵。亚，我活着的罪。”杨绍醒喝着酒，喝得满脸泪。“你痛快地喝吧，喝醉了就畅快了。你大声哭吧，哭痛快了就敞亮了。你大口喝吧，喝个地倒天移，喝个九死九生。喝吧，喝个翻江倒海。”老丈人被他说得泣不成声。老丈人拉开嗓子，吼。酒下去。酒罐干了。碗空了。他醉了。他鼾声如雷。他老丈人提着菜篮下山，一路嚎哭。到了山底，他老丈人安静了，抄山边长满了芭茅的小路回方家去了。第三天，茹贞送饭去，发现头一天的饭菜没吃。她慌了。她在桥上喊：绍醒呵，绍醒。她嗓子喊干了，也没人应。她哭了，坐在桥上，哭声如奔雷。她守了好长时间，也没守到男人下来提饭。茹贞回到家，领着婆婆一起上山。她们找到了山顶的木篷屋，看见绍醒睡在床上，浑身滚烫，病得很厉害。过了半个月，茹贞送饭去，杨绍醒坐在桥上等她。“以后，你不要送饭来了。我自己做饭。山上种了包谷土豆，种了菜，让我自生自灭地活吧，活一年算一年，活三年算三年。你去嫁人吧，你为自己作打算吧。为我付出这么多，你不值得。你还年轻，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不需要别人的照料，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。作为妻子，作为孩子他娘，你尽心尽责了。我杨绍醒亏欠你太多。我不想再亏欠你。我活着，和死了是一个样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死了的样子。”杨绍醒说。他看都没认真看她。他看着桥下的溪水哗哗流淌。他说得很冷，也说得很沉。“我们是夫妻，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我们还有其白，其白还那么小。”茹贞说，“我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呢？我用命在护着这个家，护着其白。”“你活得太累了，因为我，为了护着孩子，你拼尽了全力。但我不想你因为我，受尽后半生的屈辱和歧视，遭受白眼。我们解除夫妻关系吧，你可以继续和孩子一起生活，也可以嫁人，你自己定吧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明天，你和娘一起来，也请族长老烟公和村民组长绍鲜一起来，当他们的面，我把话说清楚。劳累你把孩子养大，你们撇清了和我的关系，你可以挺胸做人。”站在麦冬岭，可以俯瞰整个盆地。太阳从古城山的凹口缓缓升上来，如一朵向日葵。南瓜叶形的田畈，在五月，稠密黏湿的雨飘飘洒洒。清朗的田野，田埂以豆类植物织出网格。雨声和稻子灌浆的声音，在日与夜中，找到了路的分岔。饶北河从一抹峻峭的山峦中，破出夹缝，如蟒如鲲，奔泻东去。荷木在牛背山，呼吸着河中泛过的湿气，长得特别壮实。在麦冬岭，杨绍醒再也不焦躁了。初上麦冬岭的半年，他度日如年。他望着山下的村子，他大声吼茹贞吼其白，吼他妈妈。他吼稻谷，吼河里的鱼，吼田野上空一行行的白鹭，吼日落，吼日出。他吼得声带出血，吼得眼冒金星。他如一条野狗，在山上闯来闯去。他要疯了。他想杀人。他想跳崖。他想把山烧了，自己直接投入火海。死了，彻底干净了，自己干净，家人干净，巷子里的人干净。家人和巷子里的人又亲如一家，互不相怨。他想起杨绍鲜手上的三眼铳，拉响的铳栓，噼啪作响。人，在生与死关头，多么残忍。他想起了小叔，小叔待他为至亲。他把事情顺了半年多，他顺清楚了，族人开会过于迅速，小叔没有时间去找人周旋，任凭大家一起决断。那种气氛下，谁敢说，不要把他杨绍醒一家赶出村子呢？谁都不敢。李干部带着医生，早早来到自己家里，一定是小叔去了镇里，托了人，磨破了嘴皮，才请来的。小叔是要保其白，小叔不会让其白流落在村外。每次想到这里，杨绍醒哭了。再也不能去死了。杨绍醒从死中活了过来。他决意和茹贞解除夫妻关系，是因为他从死中醒来。他丈人请他喝酒，他记得。他丈人怎么下山的，他不记得了。他烂醉如泥。他落下积水潭，幸好积水潭漂着几根粗粗的浮枝，他的头搁在浮枝上。他泡在水里，浑身湿透。他醒酒了。他身子灌了铅一样，爬上桥头，足足睡了一个下午。杨绍醒卧病在床，他理了理醉酒的事。他发觉，是他丈人推他下水的。他是茹贞的沉重负担，一辈子抬不起头的负担。他山一样压着茹贞。她负重不起。她的爸爸懂女儿，唯有他杨绍醒死，茹贞才喘得了气。所以，他必须死。这个发觉，让他无比惊讶，和悔恨。死，却解救了杨绍醒。他要做一个了无挂碍的人。他无能挂碍别人，那么别人对他的挂碍，便是一种不可解脱的负担。他要活下去，必须做一个独立的人，做一个与任何人无关的人，哪怕是妻子孩子，哪怕是自己的娘。坦坦荡荡地生病，坦坦荡荡地活。哪怕死，也是坦坦荡荡。他正视自己满是肉瘤的脸，他每天用水照自己的脸。他接受这张骷髅一样狰狞的脸。他曾多么讨厌这张脸——拥有这样脸的人，必是作恶的人，鬼魅一样阴险的人，一个丑陋得无法示人的人。他摸摸自己的脸，没有任何感觉，那是神经坏死，皮肤老化。他不再害怕了。他坦然地笑了。病毒会吞噬自己的脸，鼻梁断裂，嘴唇裂开。他的脸会成为这个世界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丑。要活下去，他必须先接受这种丑。他知道，自己丑得像个鬼，但不是鬼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三天两头做白狐狸的梦。白狐狸幽灵一样跑进了他的梦里。白狐狸的眼睛吸着他，眼神溢满了温情和哀伤。他抱着头，小孩一样哭了。盆地平坦，开阔。饶北河千万年堆积出来的肥沃土地上，稀落又密集的人烟沿山边摊开。山中林木茂密，常有狐狸出没。有一次，杨绍醒睡着了，朦朦胧胧之中，听到有人打开他水缸盖板，用舀水勺舀水喝。水勺伸进水里的声音，盖板扣上缸沿的声音，喝水的声音，他听得真切。他翻身起床，问了一声：谁呵。“还有谁呵。我口渴，咽喉烧一样痛，喝口水就好了。”厨房里的人应答。“茹贞。是你吧。”他听出是茹贞的声音。他在梦里问喝水的人。没有回答。他梦见白狐狸，在草甸上跑，跑到了山崖，摔了下去。杨绍醒惊吓出一身冷汗。他披衣下床，坐在灶膛前，点了一把黄茅草，扠进灶膛。火一下子红了锅底，他扠进木柴，给锅里打水。锅了除了水，什么也没有。他泣不成声。他脸上淌满了泪水，一边烧灶膛，一边敞开嗓子唱：元始安静，普告万灵。岳涢正宫，土地祗灵。左社右稷，不得妄敬。回香正道，内外澄清。……歌唱完了，他大叫一声：茹贞，我的茹贞。一口鲜血从他口腔里喷出来，喷进了灶膛。一股白烟冒了出来。第二天清早，小叔上山来报，说茹贞丑时三刻，落气了，走得很顺，也没什么痛苦。茹贞走的时候，还叫着：“绍醒，绍醒。”茹贞是抑郁而死的，年方三十六岁。他上山已四年。杨绍醒站在麦冬岭，看着送葬的队伍，穿过金色的稻浪，沿着小溪的下游走。小溪像一条死去的蚯蚓，烂在田畈里。晚上，他跑下了山。这是他第一次下山。他坐在坟前，坐到天亮。他常常来到坟前，坐到天亮。天抹晚，四野无人。他提着一个斗灯，穿一件厚重的蓑衣，去茹贞坟前坐。斗灯是他自己做的。用一个小圆木桶（一斗米的体积）装上半升稻谷，烛台固定在桶底，桐油灯插在烛台上，盖上合桶口的小圆筛，桶口两边的栓口束一根棕绳，绳端扣一个结口，结口固定一根大拇指粗三尺长的竹竿。他握着竹竿，提着灯，沿溪流往田畈走。他唱起了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谣曲。在我十四五岁，我就熟悉他提着斗灯，穿过黑夜，去田畈深处的背影。星光打湿了他的谣曲。他从来只有一个人。即使他麻风病痊愈之后，他仍然住在山上。他儿子其白，考上华中科大，后来去了美国，把老奶奶也带去了，再也无音讯。杨绍醒的房子一直闲置着，上了锁。这栋有着椭圆形院子的大瓦房，像一只趴窝的大乌鸦。除了买生活必需品，杨绍醒几乎不进村。他常年戴着斗笠，一块黑纱遮脸。他不会示人的脸，仿佛是人世间最大的秘密。也似乎人世间的真相，都藏在这张脸。他的脸，是一部写着隐秘咒语的经文。村里有人死了，他会去坟地唱歌。为死去的人唱七个夜唱，是他唯一要做的事（生产之外的事）。麦冬岭上，有些羊，已经成了野羊，爬上山崖，站得高高，咩咩咩地叫。杨绍醒在他六十来岁的时候，他四处唱。春花开了，他唱。鸟北迁了，他唱。人生之日，他唱。他对着暴雨唱。他在蒙蒙亮的清晨唱，在晚星稀稀的夜晚唱。他的斗灯，从木桶里发出莹亮的光。在饶北河边。在峡谷的荒地。在竹林。在麦地。在坟场。在土庙。他在唱。在麦冬岭的木篷屋，也从无人去过。村里很少人会谈起他。当说起他的时候，谈论的人会哦一句，说：那个提灯师傅，活得像个少年一样无忧无虑，几十年都提一个斗灯，也不知道他要照什么。年5月，我在饶北河上游很僻远的一个小山村，我获得了手抄本《申阴文科》。我如获珍宝。《申阴文科》共21卷，我借阅了9卷。这是家藏之本，代代相传，不外传。我奇异地发现，提灯师傅唱的歌，均出自《申阴文科》。几十年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《申阴文科》。我知道了，他为什么悲悯，开阔，通透，因为《申阴文科》浸透了他的苦难。因为我每次读《申阴文科》，我都会泪流满面。那些文字，都是生与死的箴言，蕴藏着对大地深深的敬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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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江文艺》年第7期

责任编辑

楚风

傅菲

傅菲，江西广信人。南方乡村研究者，自然伦理探究者。散文作品获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、百花文学奖、储吉旺文学奖、方志敏文学奖，获多家刊物年度奖。著有《深山已晚》《我们忧伤的身体》《河边生起炊烟》等10余部。作品常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钟山》《花城》《天涯》等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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