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日辛夷开
今朝辛夷落
辛夷花房高刺天
却共芙蓉乱红萼
……
——明·朱日藩《感辛夷花曲》
春天的脚步，总是那么悄无声息，不知不觉中，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季节更替。微风轻拂，单位门口池塘边的辛夷花竞相开放了，看着这些紫白交融的花瓣，勾起了我太多儿时的记忆。
秦巴山中的边远小村子、那山谷中的梯坎、那棵高大的辛夷树……还有我远在天堂的父亲！
对辛夷花这厚重的情感，缘于我家屋后那一棵顶天立地的辛夷树，更缘于同样在我心中顶天立地的父亲，他曾是一位闻名乡里的中草药医。
那些关于辛夷花药性药效、采摘及炮制技术的记忆，都是对父亲耳濡目染的拾零。
那棵大辛夷树，矗立在我家屋后大凹山脚至雁洞巢碥路旁。同根三干，中间的主干最雄壮，直径约1米，高20来米；
右侧次之，离地3米以上的枝干向我家屋顶遮盖过去，像一个硕大的手掌，庇护着我家房子；
左侧树干最小，像是近几十年生长的，在左侧树干上，离地近2米处横生一枝丫，这倒是给我们小时候增添了不少乐趣，那就是我们儿时的“单杠”，稍大一点的孩子跳起来，双手紧握枝丫，双脚便在空中荡了起来。
树根挨土石处有一直径20厘米的树洞，不知是哪一年，一群蜜蜂在洞内酿蜜，嘤嘤嗡嗡，热闹非凡。
后来，不知是洞内住不下还是有了新的“蜂王”要分家，洞内的蜜蜂一部分飞到我家屋檐下，簇成洋瓷碗大一团，母亲便用一木箱作蜂笼，蜜蜂便在我家二楼窗台安心酿蜜。
从那时候起，我家就有了纯天然的蜂蜜。小孩子难免嘴馋，尽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但是山区农村物资仍很匮乏，蜂蜜便是“上好佳”零食。
每逢秋冬时节，最期待的就是“杀年猪”和“割蜂蜜”了，“杀年猪”是男丁出力气的脏活，遇生猛的猪，大人们笑着说：“共产党员上！”
大伙一拥而上，或拉或揪，先下手的牢牢抓住尾巴用力向上提，其他人揪的揪猪耳朵、推的推，合力将其按倒在案板上，这就开始“杀年猪”了。
这些力气活，往往不关我们小孩子太多事，招呼谁来家里吃饭也不是我做主，而“割蜂蜜”就是母亲和我的事了。
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坐享其成，偶尔帮着端盛蜂蜜的盆，当然还可以“招呼”小伙伴们来共享。
母亲说，割蜂蜜要选择在初冬暖晴天气的午后，这样收割蜂蜜时蜜蜂就飞出去了，避免蜜蜂因天冷不愿飞出而被刀或竹片弄伤。
蜂蜜不可尽收，要留够蜂群过冬食用的蜂蜜，以免榨取了蜜蜂辛勤劳动的果实，辛劳的蜜蜂在冬天反而挨饿。
这也是我从小就接受的家教，人不可贪婪，好东西要大家分享，互帮互助，与人为善，党员要带头攻坚克难。
快乐的童年总是一晃而过，我们那个年代，边远山区孩子是没有幼儿园上的，有的上个学前班，而我则读了两个一年级，主要是当时我还小，怕跟不上节奏。
等到我上二年级的时候，整个行政村的学校仅剩下我一个学生了。上课时，我们师徒两人同桌相对而坐，一块砚台翻作底朝天便是黑板，遇不会写的字，老师便用粉笔写在“黑板”上。
老师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中年人，和父亲交好，听大人们讲老师是天津一所大学毕业（有两个版本，一说是南开大学，敬爱的周总理的母校；一说是天津大学），因文革受牵连才到我们那里教小学。
或许是曾受迫害的缘故，老师并不健谈，而是愈发深沉讷言，常听人说：“张老师‘文脉’深，就是‘讲不出’影响了他”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张老师文化水平确实高深。
主要有两件事：一个是在一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午后，我从学校经过，无意间看到张老师背着手面对泥墙，流利而富有感情地朗诵我听不懂的话，很多年后才知道这是俄语；
另一个就是张老师写的《七里峡行歌》，他曾用红纸毛笔字张贴在办公室土坯墙上，该作貌似被老师在省文联的朋友抄去，现在我模糊记忆起的就是：
七里峡
七里峡
林木多
孕育林木千千万
成材栋梁万万千
七里峡
行人多
男人过路肩搭肩
女人让路架里钻
……
七里峡是杨家院（地名）村民出山的唯一通道，峡谷蜿蜒七余里，故曰“七里峡”。
系秦岭南麓余脉，山高谷深，坡陡路窄，森林茂密，不少路段悬挂在峭壁上，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。行走在七里峡，令人担惊受怕，山林常有野兽出没，沟谷常遇蛇行，峭壁还有飞石滚落……
就是这山这水，养育了全村几代人，现存有碑文记载的村史可上溯清乾隆年间，现在依稀可见兴建龙王庙的碑文。
在我记事的时候，村里还有十几户人家六十余人口，从年开始，村中一表叔在外镇任镇长，其家举家搬迁，后来陆陆续续的都开始搬走了，现已无人居住。
父亲是远近闻名的中草药医，外出给人治病，交际不少山外人，在老一辈人中，也算是“见多识广”的人。表叔在安康读书的时候，曾多次写信给父亲，或询问其家里情况，或有事所托。
当年，父亲看到有人搬迁，也为我们弟兄成长着想，开始物色迁入地，那时候在我们那里还没有移民搬迁一说，更不像现在的精准扶贫异地搬迁，真是没有赶上好时代、好政策。
搬迁要自己找到迁入地，还要做通迁入地村支两委、镇党委、政府的工作，否则迁去上不了户口，当地组织不承认，就得“退回去”，而“退回去”就失败了，除了“没面子”，更重要的是“没里子”，在原籍的承包地被村集体收了，回去无法生存。
那是个农业税、土地补偿费、林业特产税、磨面税……等多税费的时代，就连杀一头猪也得交5元的屠宰税。
父亲那一代的医生，真正践行了当时医学教材首页上毛主席指示的“救死扶伤”精神，给人治病往往只收药的成本，一副中药最高不超过3元钱，遇条件困难患者或熟人连成本也没收，免费医治。
每逢假期，我总是跟着父亲上山采药，一天翻越好几座大山，一走就是几十里上百里路，被大雨淋得湿透，被野蜂蛰伤，这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家常便饭。
然而，善良总是好的，父亲一辈子的善良也得到了不少的回报。
因给人治病，广结善缘，我们一家于年在距火车北站不远处买房搬迁，包括房源都是病人家属念父亲给其子治病之情帮助寻找的。
搬迁后，父亲和我念及故乡要多一些，也因为一些产业和药业的缘故，虽然搬迁了还未彻底撂下老家不管，读初中放假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老家。
年暑假，我读初三开学时，父亲送我去学校，这也是父亲送我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。通常则是母亲送，包括学费、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家中大小事大多是母亲在张罗。
那一次，父亲执意要送我，送到冷水河口，我坐船过旬河（汉江最大的支流），父亲一直目送我过了旬河，仍放心不下，隔河喊话让我到学校注意饮食别喝生水，那是初秋，父亲担心我吃油腻的东西喝冷水拉肚子。
当时，我没有留意，还是同行的人提醒我才意识到，父亲一直目送我过河，看我上了岸、上了大路，他还在原地，仍然没有走。我上了车，看到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，直至被山阻隔。
在我心目中，父亲是山，父爱既有山的凝重，又有水的细腻，那时真是不懂事，现在每每回想起这些情景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。
那一别后，坏消息不久就传来，在中学听同村孩子的爸爸说：“你爹这段时间‘不好’（生病了）”。
我心想，父亲本来就是医生，“不好”应该是感冒之类的小病，没啥大问题，最后才知道他患的是很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。
后来，父亲在母亲的陪伴和亲属的帮助下，医院医治，医院治疗，直到放寒假，我才见到父亲。
直到那时，我还坚信父亲没问题，医院的时候，也没能很好地照顾他，哪怕是上厕所，也没有好好的扶他一把，或许也是父亲故作坚强，给我不用扶的假象吧。
医院治疗一段时间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父亲也多次当着母亲讲：“没料到（我的）这个病能够好”，父亲高兴，我们全家都高兴。
年2月28日，是父亲的生日，我从学校回来，在奶奶的指导下给父亲做了他爱吃的油馍、鸡蛋汤，父亲也很高兴，就吃了不少，还当着奶奶和我讲“吃撑了”。说也奇怪，住院期间父亲的食量竟有增无减。
3月2日下午，我要返校，父亲一直把我送到路口（我们家的家庭文化是友善相处，家人要出门，家里的其他成员不约而同地送一段路，出行的人也会给每一个家庭成员打招呼道别），对我说：“你去学校要是没钱了，你哥他们预计下个星期就给你送来！”然后，站在邻居家的院坝一直目送我走远。
没料到，这竟是父亲给我讲的最后一句话！
3月3日早上，班主任给我说：“昌彦，你回去一下，说你爸早上在屋里出了点事”。当时，我想“母亲和哥哥在老家，就奶奶在家，可能父亲的心脏病复发了，奶奶上年纪了没办法。”边往家里赶，边医院。
没成想，到家才知道，父亲竟和我们永别了。
父亲一直盼着我们长大，盼着我工作、成家、立业。但终究没能看到我工作的那一天，没能等到该我好好孝敬他的那一天……
那一年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实施；年，全面免除农业税；党的一系列好政策接踵而来……年，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子全村人移民搬迁到几十里地开外的中心镇。
可搬不走的，是那棵顶天立地的辛夷树，割舍不下的，是那深深的眷恋，还有父亲那浓浓的爱……
我时常在想，要是父亲还在，该有多好啊！
而今，辛夷花又开，芳情相思知多少，故将清露作芳尘。
完
老熊书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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